時 間：2017年10月25日
地 點：校史館
人 物：胡星琪
訪 談 人：陳建
攝 像：曹剛、張魁武
文字整理：劉政發（學生助理）
文稿撰寫：陳建
文稿審核：姚明淑
陳：胡老師您好，感謝您接受“石大記憶”的采訪。
胡：非常高興學校檔案館給我這樣一個機會。
生活的磨難讓我立下要好好讀書的志向
陳：您與大多數老師有些不同，并不是大學畢業后就直接分配當老師的，您曾在達縣地區渠江糖廠工作了10年，隨后又到成都科技大學攻讀碩士學位，然后再到我校任教。這段經歷對您此后的教學、科研工作有過怎樣的影響？
胡：我出生在自貢，在母親的教育下大概兩歲時就開始認字了，四歲多上了小學，但不幸的是母親在我不到7歲的時候就因病去世。她在病重的時候，還念叨著要送我到另外一個學校去讀書，因為她覺得我正在讀的那個學校不是很好。遵照母親的遺愿，我把讀書當作了畢生的愛好，非常勤奮，17歲就上大學了。
上學時家里給了學費和一個月的生活費。我也以為在大學里吃飯是由國家包干，可以自己不花錢的。哪想到情況不是這樣，吃飯還是要自己掏錢。第一個學期(1961秋—1962春)是我學習期間最艱難的日子，每到月底都會擔心下個月還能不能吃上飯，生活過得很難，心情很郁悶。我也想到申請助學金，但這需要家庭所在居委會出具經濟困難的證明。可由于特殊的家庭狀況沒有人幫我辦這件事。慶幸的是后來班上生活委員向主管學生工作的書記反映了我的情況，他馬上就通過臨時助學金解決了我的伙食費問題。我至今還記得這位書記，從心底感謝他。就這樣走過了剛進入大學的第一學期。半年過后我的祖母知道了這件事情，才委托人通過居委會開了一個家庭情況的證明，從第二學期開始，每年我就能拿到助學金了，可以一門心思的學習了。
因為母親的遺愿和讀書的艱難，使我對學習有一種特別的愛好，讀書勤奮.在大學期間，我的成績在班上一直處于前列，兩次獲得全優。還參加了一些社會工作。
1966年大學畢業，正值文革開始，我們在學校等了兩年才分配。在等待分配的那兩年，開始時我也和其他同學一樣去參加游行，但后來就慢慢變成逍遙派了。在復課鬧革命期間，和班上的幾個同學參加了勤工儉學，幫助學校圖書館整理書籍、編寫書號簽等。這是我閱讀大量書籍的絕好機會，那段時間我看了很多書。自我感覺在離開學校時知識基礎比很多同學都要好。就這樣我在成都工學院一共待了七年，為我后來的人生道路打下了良好基礎。
使工廠看到了盈利的希望
畢業分配時我去了渠江糖廠，那是一個其他同學都不愿意去的地方。因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只能到這種單位，在那種情況下，算是找到一條生活的出路，談不上事業和理想。
到廠后知道該廠連年虧損。開始我干了幾年粗活，在動力車間蒸汽機房當加油工、水泵工，在原料站跑雜，在造紙車間安裝時當搬運工、安裝工（此時我受到師傅指導，學了一些機械安裝方面的技能），在造紙生產中當打漿工、配料工，在制糖生產季節（每年冬季）當蔗渣搬運工等等。在當打漿操作工時，對設備系統進行了改造，自行設計制造了盤磨機。
四年后，開始做些技術性工作，我第一次從事技術工作是在新建的酒精車間。當時的車間書記認為我比較踏實，技術上也還表現出了一些能力，讓我做技術負責人（包括工藝和設備），行政工作還是書記、主任管。該車間是新建的，因為是土法上馬，除了三座蒸餾塔以外，其余設備全是用廢舊材料制作的，非常簡陋；實際上也是全廠最破爛的車間。但該車間一開始生產就盈利。因為我工作不計時間，能吃苦，和工人關系又好，廠領導對我漸漸有了較好的看法。
熟悉制糖行業的人都知道，糖廠的主導產品是白砂糖，附帶生產酒精（用制糖分離的廢蜜）和紙（用甘蔗榨汁后剩下的蔗渣）。正當酒精車間盈利的時候，造紙車間卻是連年虧損，而主要產品（白砂糖）則是從建廠開始就一直虧損的。之前，盈利對該廠根本就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事。
因為我的本科專業是化學纖維（歸屬紡織行業），對天然纖維素處理的理論有較扎實的功底；同時經過前幾年在造紙車間崗位上的操作實踐，對生產設備也很熟悉了，加上在酒精車間的小小成功，腦袋里萌生了讓造紙車間扭虧為盈的強烈念頭。我想自己學了那么多年的東西是肯定能派上用場的，于是主動向領導表示：如果讓我負責造紙車間技術工作，可以力爭做到第一年少虧，第二年持平，第三年扭虧為盈。顯然，這在當時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甚至有點冒險的想法。
陳：您為什么敢說這個話？
經過幾年的觀察和思考，我看出：第一，原來的整個生產運作程序違反了化工連續生產的規律，根據我自己在化學和化工方面掌握的知識已經發現多處工藝指標和操作規程需要改進；第二，打漿是造紙工藝中最關鍵的工序，而我在打漿崗位當了兩年工人，也向有經驗的打漿師傅學習過。加之在初到渠江糖廠的前幾年，我自學了造紙工藝學，纖維素化學。可以說從理論到實踐都有比較充足的儲備。
廠領導基于對我工作態度和處事風格的了解，很快讓我擔任了造紙車間技術員，在技術上我幾乎是領著尚方寶劍進入該車間的，車間書記和主任也都全力支持我。之后，我就按照自己所學知識對生產全套工藝進行了改革；對運行中開機，停機的程序等作了嚴格規定。
車間再次生產了，第一個月的結果出乎所有人的預料。快到月底進行的成本核算，居然發現賺錢了！這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事實，因為該廠建廠以來還沒有哪個產品能夠做到第一年少退貨，第二年就賺錢的。車間班子為了慎重，經過三番五次反復核算，確信有所盈余。消息一傳出，全廠上下奔走相告，當時從領導到群眾的那個興奮，那番激動，那種揚眉吐氣的感覺，我至今記憶猶新。同時，我也深刻體味到工人、干部和知識分子中有一種蘊藏了許久的對于發展生產、改善生活的渴望。當時，我幾乎是流著淚體味那種興奮和愉悅。我也深深感謝當時的廠領導給我學以致用的機會；我覺得對于我這種狀況的“臭老九”，這種信任之難得，值得我好好珍惜。
就這樣，我一直在造紙車間干，因為領導對我工作的肯定，我作為知識分子代表先后參加了達縣地區工業學大慶會、四川省輕工會議（1974年，西昌），作為四川造紙行業十個代表之一參加了中南地區凸版紙協作會議（1975年，廣西貴縣——現貴港市），參團或率團到河南、湖北、廣西、廣東等地學習考察。
盡管如此，我想繼續讀書的愿望從來都沒消失過。這一方面是母親的遺愿難以忘懷，另一方面也覺得有當時的基礎很不容易，不愿輕言放棄。1977年恢復高考和招收研究生后，我就立即開始準備考研了。1978年我考上了成都科技大學——就是我本科就是的成都工學院的研究生。學校原來的老師和一些領導對我還留有印象：這是個很喜歡學習的孩子。
很慶幸遇到了導師徐僖
我國塑料工業的開拓者，著名的高分子材料學科學家、教育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徐僖
胡：我很慶幸在人生轉折的時候遇到了我的導師徐僖。徐僖被稱為中國塑料之父，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英國皇家化學會會士。他曾跟我們講過年輕時的人生經歷，他老家住南京，抗日戰爭時在浙江大學讀書，日本人打進南京之前三天他家才逃出來。抗戰時浙江大學先從杭州搬到江西上饒，沒多久又搬到湖南，但還是不行，最后搬到遵義了。因為這份經歷，當時浙大的學生都是很愛國的。
徐老師的教誨對我的學術成長影響非常大。我也時刻不忘導師的點化之恩。
第一是老師教育我們在學術上要有創新精神。剛讀研究生時，就對我們說：“不要只看別人怎么說，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說”。在我們做學位論文之前就給我們提出了研究生論文的評價標準：通過你的工作證明某學術理論的正確性，可以得3分；如果你修改了某個定理、公式，可以得4分；如果你推翻了某個理論或公式或提出了一個新的理論、方法或新的觀點，應該得5分。所以我們這些研究生在徐老師那兒得到的第一個教育就是要有創新意識。
第二是老師要求我們作學問必須實事求是。老師給我們講了一個在化學界很為人知曉的故事：吉林大學一位教授在研究酯交換反應時，他帶的一個研究生處理實驗結果，發現除了其中一個點以外，其余所有的實驗點都落在一條圓滑的曲線上，這個曲線剛好可以把酯交換判別為“二級半反應”。遺憾的是，該研究生把那個奇異的點給抹去了。他的導師在布達佩斯召開的國際理論與應用化學聯合會的年會上宣布了酯交換二級半反應的研究結果。這就引起了許多化學家的興趣，爭相研究，發現與實驗結果不符，總有奇異的實驗點在理論曲線之外。這個成果被判別為學術作假，是許多從事化學研究的人引以為戒的。
徐老師告誡我們學術上來不得半點虛假，不能抄襲別人的，那是剽竊。老師在這一點上對我們要求很嚴。后來我教學生也是這樣，要求學生做出來的結果一定要有原始數據作為支撐。一定要做雙樣（甚至多樣）實驗，取雙樣（或多樣）結果的平均值作為最終實驗點。
在對實驗結果進行處理時，如果連接的曲線不是圓滑的曲線，可以連成一條圓滑的曲線，但原始的實測點則必須保留，可以考慮作為實驗誤差。而不能把那些認為“不中意”實驗點給抹去了。因為原始數據仍在，而這些數據又是真實可信的，也有可能從中發現新的規律，啟示后人。
我在徐先生那里學到了這兩條：一是著意創新，二是實事求是。要根據實驗做出來的數據來驗證自己的某種想法，或者提出某種公式、規律，我覺得自己這一輩子在這方面的工作還是很盡力的。上面講的兩點是徐老師教我的，也使我終生難忘和終生受益。我在老先生身邊學了3年，覺得自己學得不錯，比較自信。徐老師也還夸獎過我，他這樣對助手說“這娃兒命苦，很勤奮、很努力。”
陳：您為什么來到了我們學校？
胡：1982年研究生畢業后，徐僖先生想把我留在成都，也可以到北京、武漢等地。因為導師與國內建材行業聯系很多，享有很高的聲譽，在高分子材料，涂料、油漆和水泥高分子添加劑等方面的相關單位都建立了一些合作關系。但我從小家庭觀念很強，很想有一個自己的家。同時，因為我覺得自己這幾十年太苦太艱難了，希望找個地方趕快把所學的用起來，加上當時石油學院與成都工學院有一些淵源，徐僖老師與羅平亞老師等一些搞泥漿的老師很熟悉，關系比較好，了解西南石油學院，也覺得我能較快的發揮作用，我就這樣來了。
剛站上講臺就改教材
陳：1983年，在您入校的第二年，就認為自己主講的“高分子物理”現有教材與專業需要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對教材作了大量增補和刪減，試用了自編的“高分子溶液”講義。這對剛入校的一名年輕教師來說，是需要一點功底的。您為什么要這么做？您有充分的自信嗎？
胡：到了西南石油學院之后我一直想干點事，覺得不這樣做就對不起自己近20年求學付出的艱辛。我先后給本科生、碩士生和博士生開了10門課，涉及高分子、物理化學、化工原理這三個大學科領域的內容。在上高分子物理課時我就在琢磨怎樣結合石油生產實際提取出來的理論問題用上所學的知識。我想，把化工材料用于下井，也就是用到鉆井液即泥漿中去，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它們是以分散狀態，更多是溶液狀態存在的。而傳統《高分子物理》教材內容，則是按照力學、電學等材料的使用目標來設計的。顯然，傳統高分子物理的教材格局不太適合以石油工程為背景的專業。這是我企圖對高分子物理課程內容重新設計的理由。我以為，應該大刀闊斧地刪去高分子材料力學，電學性能的相關內容，增加高分子溶解性質、溶液熱力學、溶液動力學和電解質溶液方面的知識；同時又保留有關大分子的結構、微觀運動等表現它們基本特征的內容。按照這一思路來建立起石油工程需要的高分子物理知識構架。
陳：您有充分的自信嗎？
胡：我有這個自信。徐老師曾經帶著我們做過一些石油工業用的材料，至少進行了相當時間的室內實驗，多少有些基礎。我的教齡雖短，但是工齡較長。我在工廠工作了十年而且干了兩個車間的技術工作，還算是成功的。這些工作使我積累了一些工作經驗。同時也使我更加敢于迎接挑戰了。在攻讀碩士學位時，我收集了很多高分子溶液方面的原始文獻，相關資料比較詳盡，有點底氣。編寫的講義拿出來后，覺得比現有教材上的內容要深一點，效果也還是可以。但因為種種原因這個教材最后沒有出版，只是在學校里面用了一段時間。
在我所講的這些課里面，涉及到化工原理的課可能上得不是很好，對于我來說更有優勢的是高分子材料，涉及材料方面的課我講得好些。物化也還可以。因為我對物化同樣很喜歡。在大學期間學習這門課自我感覺良好，考試成績也好。當時我們年級（四個專業）一共有180多名學生，期中考試及格的只有六、七個，我考了九十幾分。物理化學就是用物理學原理方法來解決化學問題，因為《高分子物理》涉及大量物理化學概念（比如熵，熵與微觀有序性的關系）和方法，比較抽象，我愿意用自然界和我們生活中鮮活的實例來講明理論問題。我用長型軟體蟲（如蚯蚓）的運動描述大分子的分子運動；講到液晶微粒的取向有序時，我比作學生在聽課時所有同學都要面向講臺，而不能像趕集市那樣你朝東我向西他面南取雜亂無章的朝向；在講大分子處于玻璃化溫度時的鏈段運動狀態時，我形容其正如唐詩所說的“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我覺得，通過自己的講解讓學生聽懂十分抽象、很難理解、甚至有點玄妙的概念，這是一種樂趣，也是作為教師很需要的一種能力。
化學課注重數學推導
陳：我們注意到，您講化學課，注重數學推導，即使遇到數學基礎較差的班級，您都不回避，還注重介紹一些學術上的爭議和各種觀點。您為什么要在化學類的課程中講數學推導？如果學生數學基礎差聽不懂怎么辦？
胡：上世紀50—60年代，很多人認為化學就是一個記憶學科，就和學外語一樣主要靠背功。隨著知識的長進，我慢慢擯棄了這種看法，認識到，化學的很多東西可以用物理原理來解釋，涉及到定量問題最終都落實到物理模型和數學推導上。因此我認為在高分子物理等課程中增加數學推導對加強學生對化學知識的深層次理解很有幫助的，學生再不會把化學看成是知識領域中的孤島。我國著名化學家、吉林大學的唐敖慶教授早年在北京大學任教時，并不為他人看好。后來他去了Columbia大學，首先學數學，然后學物理，最后再回過頭來學化學。回國后成為我國現代理論化學的奠基人和量子化學領域國際知名科學家，在高分子統計力學方面也很有建樹。他的數學水平很高，有人說完全可以和數學二級教授的水平相比。這也證明數學對化學的重要性。我對他很崇敬，認為他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學術水平很高，值得我學習，也希望我的學生向他學習。
讀初中時，喜歡文學和漢語（當時語文是分為文學和漢語兩門課的），想在文學方面發展。后來的許多事情讓我改變了原來的志向。但我內心對文學的那份情感依舊。文革中讀到我國一些大師的科學著作（如付鷹的“化學熱力學導論”，還有唐有祺、黃子卿等的著作），開始領悟到科學文獻中同樣有優美的語言。所以我比較注意修煉自己的寫作能力，在語言邏輯、精準表達、文字洗練等方面下了些功夫。后來我寫論文之類科技文章時自我感覺在語言掌控方面還是比較到位的。所以較好的語言能力對寫好科研論文是完全必須的。
中學期間，也比較喜歡數學，成績較好，化學成績反倒一般。高中時我就立下志愿，想在數學或物理方面發展，誰知道高考時卻被成都工業學院高分子化工系錄取了。就在我有點喪氣的時后，表哥鼓勵我說：現在世界上比較尖端的科技一是原子彈，再就是高分子。要想做點事情，完全看自己功夫下得夠不夠，我一想也對，高分子學科畢竟是一個前緣學科，我就安下心來去認真學習了。后來覺得從事高分子研究也還是可以。但實際上我的高分子沒有物理化學得好，不過也還不錯，可能自學能力比較強吧。
總之，我有一個想法就是學化學的人不要讓人覺得你有明顯的短板。高分子里關于熱力學和動力學的內容，確實是從物理化學延伸過來的（如由于在高分子化學和統計力學的杰出貢獻而獲得諾貝爾獎的國際大師Flory和de Gennes PG，追逆他們的學科淵源，應該分別是物理化學和物理學），和數學結合得很緊密，如果你想真正了解高分子物理中一些方程的來龍去脈，它的物理模型是怎么建立的（包括建立模型有什么假設），如何有物理模型提出它的數學表達式，以及如何推演得到最終的方程。要完成這些工作，就一定要通過數學手段來探尋。至于數學基礎比較差的同學，只要講細一點，反復講，也還是慢慢能聽懂的。
陳：可不可以這樣說：數學沒學好，高分子物理就學不好？
胡：這是一定的。雖然他有可能應對老師的考試，但是他講不出其中的道理，是無法更深入學習的，更難在后來的科研中取得高水平的成果。
我吸引了很多學生到高分子學科來
陳:您曾兩次當選師德標兵，能否談談您和學生的故事？
胡：我對于學生，尤其是一些愛學習的學生是很喜歡的。因為我在成都工學院讀書時老師就比較喜歡我，一方面他們對我很嚴，一方面是心里對我寄予希望。因為就師生關系來講就是一種學術傳承，只要學生優秀、爭氣，老師就很高興，還有一部分學生聽課有些困難，但我還是要講，因為總有一定數量的學生能夠聽懂的。并且我講課很投入，喜歡在講課中穿插一些實例，用生活中看得到的東西來說明一些抽象的理論命題，讓多數學生聽得津津有味。比如講粘合劑的粘合強度時，我講了補鞋的例子，皮鞋磨壞了要補一塊上去，不能就只是弄點膠水粘一下。如果這樣，可能補了之后沒過兩天又壞了。這就涉及到一個表面處理的問題。因為只有低表面能的物質往高表面能的物質上粘貼才能夠粘上去，表面上有油漬、灰塵等低能物質就會降低粘合強度，不牢固。這就要先把需要粘合的地方擦得很干凈，還要用木工挫打磨一下。這第一是清潔表面，第二就是制造創新表面。這樣講學生容易理解，也激發了他們的學習興趣。到后來有學生說是我把他從原來的專業吸引到了高分子學科來。我覺得這樣沒有什么不好，在擇業時可以分流嘛，不能所有人都去搞油田化學。前不久碰到一個我以前的學生，他說現在正在搞我講過的光導纖維，這個和他原來的專業相去甚遠；原來我講過這方面的內容，引起了他的興趣，就深入到里面去了。我帶出的學生愈能干，我就愈高興。我干過的事情和干不了的事情他們也去干了，而且干得很好，這對我就是一種報答。
2000年以后，我帶著研究生開始從事雙子表面活性劑研究，做了一些原創性的東西，在我的授權發明專利中有12項是與雙子表面活性劑有關的，在全國我們研制的雙子表面活性劑新門類，可以說是相當多的了。
我還感覺，現在這些學生和我當年求學時的心情是一樣的，就是想學一點東西，獲取真知。所以我對他們比較耐心。尤其對家境困難或遭遇了不幸的學生，我看到他們就想起了當年自己求學時那些很艱難的日子，于是盡可能地給予他們一些幫助。我付出的并不是太多，但是學生們一直都在心里記著，有的學生出去了好多年，都還經常打電話來問候我，有的還來看望我。
我校的化學學科建設
陳：您作為我校應用化學學科帶頭人，您還是高分子化學與物理精品課程負責人，對應用化學的學科建設作了大量工作，請給我們講述一下我校化學學科的發展吧。
胡：我校化學學科在八十年代發展得還比較慢，九十年代后引進了一些有才干的人才有了較快發展。
1992年我擔任了應用化學教研室主任，我想系里把這個擔子交到了我的手上，那是必須要做好的。當時成都科大有老師向我透露了四川省教育廳計劃建設首批省級重點學科的信息，希望我努力爭取。我得知這個消息后很高興，趕緊寫了一個申報材料上報。不久，成都科大的老領導帶了一批專家來南充考察并與南充的校友見面，我在會上發言懇請母校的老領導、老教授能支持我們的學科建設，這話我說得很直白。后來為這個事情我又到成都科技大學去了一次，尋求那些老先生的支持。另一方面我校在應用化學學科建設方面也有了相當基礎，取得了一些成果。就這樣，1992年我校應用化學二級學科申報成功為省級重點學科，這也是西南石油大學第一個省級重點學科。到了1995年申報博士點的時候，我已沒當教研室主任了。第一次申報沒有成功，第二次申報的時候，我覺得應該做點貢獻，主動承擔了博士點的申報工作，取得成功。
關于我校的化學學科發展，我想與成都科技大學（原成都工學的院）作一個對比，可能會得到一些啟示。我是從成都科大來的，成都科大六七十年代的狀態和我們八九十年代差不多，但是文革一結束他們就有了一個較大的發展。我覺得有兩個做法是很可取的：第一是他們關注上層的動向，重視中央和省的相關信息，抓住機遇；第二是延攬了一批有學識的人才，文革當中，從北京大學出來的一些畢業生，后來很多都到了成都科大，并且有所作為；成都科大還利用更名的機會聘請中科院的知名學者（華羅庚、楊樂、張廣厚等）到學校講學，聘請一些外籍學者擔任客座教授。
我個人認為我校沒必要和周邊的高校如川大、成都科大去攀比，而是要和石油領域的高校去競爭，要利用周邊學校的力量充實發展自己，因為本校的應用化學是與石油工程聯系緊密，但它的學科背景卻是化學和化工，正好川大和科大在這方面有較強的實力。
我們設立的應用化學專業，原來基本上是屬于工程類型的，我覺得可以在理科方面也做些事，搞點探索。進入21世紀，引進了一些化學理科的研究人才，學術研究有了一些成果，這樣我們的工程學科也更有底氣，現在我們的應用化學比成都科大發展還要好一點。
【人物簡介】
胡星琪，男，中共黨員，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1943年12月生于四川省自貢市，漢族。1981年獲成都科技大學高分子材料專業工學碩士學位，曾赴Columbia大學和Texas A & M大學進修，多年從事應用化學、高分子化學與物理和高分子材料方向研究。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重點實驗室開放基金、部省級基礎研究19項。在水溶性聚合物的合成、結構、性能、應用機理研究，新型引發體系的研制，大分子在分散體系中的相互作用，Gemini表面活性劑合成等領域取得突破進展。獲得授權發明專利10余項，榮獲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一次。在國內外知名刊物上發表論文100余篇。出版專著2部。是四川省有突出貢獻專家，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曾任四川省化學化工學會常務理事，西華師范大學客座教授。兩次評為西南石油學院師德標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