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時代，文化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力量，成為一個國家軟實力的核心內涵。過去，文化通常被視為社會發展的結果，如今則被視為社會發展的原因和動力，而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體現歷史發展規律和文明發展方向的先進文化。
“區別一個社會與另一個社會的不僅僅是金錢或自然資源的財富，而首先是它的人民的價值觀念、積極性和創造力。”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不僅肯定了改革開放新時期探索確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制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文化戰略，而且吹響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嘹亮進軍號，意義重大而深遠。
六中全會決定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國家發展戰略完善與成熟的重要標志
1977年，改革 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就指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表現在它的文化、科學技術水平應該比資本主義發展的更快、更先進。”1978年，他深刻指出：“文化也是一門行業，一個領域，這個領域是為勞動者服務的行業。” 1979年10月30日，鄧小平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兩個“高度文明”的戰略思想。小平同志關于社會主義文化優越性、本質特征和發展道路的理論創新，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史上可謂石破天驚，不僅表達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崇高理想，也是新時期我國文化體制改革的理論基點、根本方向、實踐指南和遠大目標。
30多年的改革開放實踐，中國在經濟上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偉大成就。作為世界歷史文化資源大國，中國有理由在文化領域為人類文明發展描繪新愿景，開辟新道路，并以中華文化復興與重塑的輝煌實績，展示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文化優勢。
新時期以來中央全會關于文化工作重大決策的腳步、回聲與號角
30多年來，我國文化領域的改革在探索中堅持奮進，在創新中不斷跨越，其實踐進展和理論成果，遠超新中國前30年。特別是十六大以來，文化領域體制改革推進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比翼齊飛，取得重大突破和矚目成就。這與新時期以來黨的歷屆中央全會對文化領域改革發展的持續關注與重視分不開：
1986年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是新時期加強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綱領性文件；1996年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對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特別是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設做出了全面部署；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首次辟專章專論“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提出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的嶄新論點；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首次專章聚焦“文化建設和文化體制改革”；2006年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目標，成為推動文化與經濟、政治和社會建設協調發展戰略的核心內涵；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第七章提出“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興起文化建設新高潮”的戰略要求，引領文化領域改革發展向縱深發展；2011年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專題研究文化體制改革，確立“文化強國”中長期戰略而載入史冊。
從“兩手抓”“兩個文明”，到“三個代表”“四大建設”“和諧社會”，再到“文化強國”，中國共產黨以堅定而務實的前進足跡，展示出她在文化上的高度自覺與戰略視野。
文化體制改革事關全局，必須繼續攻堅克難，持續推進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文化體制改革經歷了啟動、展開、突破三個階段。改革的歷史實踐表明，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基礎和活力，在于管理和運行體制機制的效率；改革的重點和難點，在于管理和運行體制機制的科學性；文化體制實踐層面的變革，總是先于觀念（理論）層面的變革；機制層面的變革，又先于體制層面的變革，這是30年來文化發展實踐中不容否認的事實，也是文化自身發展的規律。
十六大催開了大江南北、長城內外一批文化體制改革試點之花。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大膽探索，分類指導、區別對待，先行試點、逐步推開的指導下，不同文化單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性質定位和深化改革的路徑與目標日漸明確和完善，公共服務和市場經營雙輪驅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比翼齊飛，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在文化體制的理論和實踐中，因長期囿于意識形態壁壘的障礙而認識模糊的誤區，終于明晰，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發展天地，也由此大大廓清和拓展。
不容忽視的是，文化體制改革由于受到經濟基礎、政治體制、文化傳統、意識觀念、管理體制、運行機制、市場規律，甚至歷史習俗、社情民意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
十七屆六中全會的召開，表明全黨對于新時期特別是十六大以來我國文化體制改革和文化發展的充分肯定，也指出要全面實現十七大關于社會主義文化發展“兩大一新”的總體要求，任重道遠。
六中全會決定的新提法、新思路、新要求、新措施
十七屆六中全會《決定》集中全黨全國智慧，以世紀視野和全球戰略眼光，審視內外環境，體察世情民意，把握人文脈搏社會心態，出現了一系列新思路、新要求、新措施、新提法，值得認真學習，反復研讀，深刻領會，全面貫徹。
第一，《決定》首次提出，黨在文化領域上的政治定位“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又是中國先進文化的積極倡導者和發展者”，具有承前啟后的實踐指導意義。
第二，新時期特別是十六大以來我國文化體制改革和文化發展的實踐方向和路徑，《決定》首次將其概括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意義深遠。
第三，《決定》強調三個“更加”和四個“越來越”，對于正確理解和全面把握決議中提出的處于“關鍵時期”和“攻堅時期”的當代中國文化工作的重要性，可謂畫龍點睛。
第四，《決定》特別強調執政黨要提升“文化自覺”。《決定》第九部分關于加強和改進黨對文化工作的領導的一系列新提法和定位力度前所未有，體現了黨在宏觀戰略思想上的新飛躍。
第五，《決定》關于黨在文化建設方面的總任務、總目標和近期要求具體而明確，具有重大指導與實踐意義。
第六，“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礎”被置于重要位置，并對合力推進思想文化戰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做出了新的全面部署。
第七，《決定》首提“文化創作生產”新概念，不僅涵蓋了歷來強調的文藝創作生產，也包容了社會科學理論方面的創作生產。《決定》對“三無愧”優秀作品的呼喚和強調，表達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和全民族對文化大師、藝術巨匠的殷殷期待，而“完善文化產品評價體系和激勵機制”等要求，無疑具有現實意義。
第八，《決定》首次明確“滿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任務”，并對實現“讓群眾廣泛享有免費或優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提出具體目標，可操作性大大增強。
第九，《決定》首次將“構建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形成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的國家發展目標列入黨的工作目標，而且科學闡述宏觀布局和微觀細目，產業鏈明晰。
第十，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是《決定》全篇重點之一，突出了創新與務實，尤其是政策保障執行期限的延長引人注目。
第十一，首次將“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納入各級黨委政府的“政治責任”，明確要求“把文化建設擺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把文化建設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把文化改革發展成效納入科學發展考核評價體系”意義非同尋常。對于從領導層面確保十七屆六中全會決定的全面貫徹落實，無疑具有現實政治意義。
文化體制改革，是中國文化的自我更新，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文化領域的偉大創造。中國文化體制改革成功之日，必定是中國文化重鑄輝煌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