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共亡黨蘇聯解體，歸根結底是蘇聯人的事，中國人不必越俎代謀。我們關心并研究它，主要是為吸取教訓，解決中國“怎么辦”的問題，將自己的事情辦好。要解決“怎么辦”，當然先要搞懂“怎么看”，這就需要研究。前些時，筆者已就如何看待“蘇聯解體”問題發表過一些意見，現再就“蘇共變質”問題談些個人看法。
蘇聯“直接”毀于其執政黨——蘇共的變質和危機
“無論是世界大戰，還是兩大陣營的軍事、經濟對抗，都沒能摧毀和肢解這個偉大的國家。蘇聯是被人從內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響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葬送的，是被反對派搞垮的”。這是當過戈爾巴喬夫助手的瓦列利?博爾金在其回憶錄《戈爾巴喬夫沉浮錄》中提出的看法。無獨有偶，前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政府總理伊?雷日科夫在《改革：背叛的歷史》中也提出了類似觀點。他說：“我認為改革被出賣了。是我們出賣的。是設想改革的人、開始改革的人、實施和埋葬了改革的那些人出賣的。我不把自己擯除于這個過程。不過幸運的是，我沒有得到機會參與下葬（注：他在蘇聯解體前因心臟病住院了）”。不僅如此，甚至連戈爾巴喬夫本人在其回憶錄中也承認：蘇聯“制度本身還具有穩定性，再維持幾十年是可能的”。這就等于承認，如果不是因為他錯誤的改革（將“改革”變成“改向”），今天蘇聯還依然存在。此外許多人認為，葉利欽對蘇聯解體應承擔的歷史責任也是無法推卸的。
以上說法和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這決不是說蘇聯就是被戈爾巴喬夫等幾個人搞垮的。馬克思主義認為，在重大歷史事件中，個人特別是關鍵人物起著特殊的作用，但事件深層的根源還應從“總的社會狀況和生活條件中去尋找”。正如恩格斯說到1848年法國革命失敗的原因時所說的：革命失敗的原因“不應該從幾個領袖的偶然的動機、優點、缺點、錯誤或變節中尋找，而應該從每個經歷了震動的國家的總的社會狀況和生活條件中尋找”。
蘇聯崩潰時“總的社會狀況和生活條件”是怎樣的？這必然要涉及體制和制度上的長期僵化，經濟上民眾長期過緊日子，政治上缺乏人民要求的民主自由，思想上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從動搖已發展到崩潰，再加上當時國際國內的政治生態環境和力量對比態勢都在加速著蘇聯解體和崩潰的步伐。在這諸多的因素中，最直接、最關鍵、最要命的是作為執政黨的蘇共自身的變質和危機。
為什么一個由列寧締造的、有 93年光榮歷史、有1500萬黨員的大黨，可以任憑總書記個人一句話，說自動解散就解散了呢？按博爾金的說法，“如果不是黨遇到嚴重困難，不是黨瀕臨危機狀態，戈爾巴喬夫未必能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徹底瓦解這個有千百萬人的組織”。當時蘇共的危機已很深刻，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黨的思想和路線混亂不堪，黨已喪失了精神支柱和思想凝聚力。在接受并通過了“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綱領之后，蘇共實際上已徹底否定了馬克思主義對黨的指導作用。從此，黨已喪失了政治敏銳性和分辨是非的能力，已沒有能力把握政治局勢，已無法帶領群眾前進了。
二是黨內特權腐敗積重難返，嚴重脫離人民群眾。黨的領導人喪失威信，成為民眾攻擊、嘲弄、唾棄的對象。劇變期間，學者搞的一個民意調查顯示：認為蘇共代表全體勞動人民的只占7%，認為蘇共代表工人的占4%，認為蘇共代表全體黨員的也只占11%，而認為蘇共代表黨的官僚、干部和機關工作人員的占85%。對這樣的黨，在關鍵時刻，人民群眾是不會為它分憂的。
三是黨的組織渙散、派系林立，連解決自身矛盾的能力也已喪失。黨內聯邦化、派系化加速著蘇共的瓦解。在全會決定放棄黨的領導地位、承認多黨制之后，黨實際已喪失了政權，并遭到民眾唾棄。加上否定民主集中制原則后，黨內一方面是派系林立，正確思想占據不了優勢；另一方面是個人獨斷專行更加厲害。戈爾巴喬夫在其回憶錄中公然承認：“我擔任蘇共總書記一職時，我擁有的權力可以和專制帝王相媲美”。據雷日科夫回憶：“黨的二十八大以后，我感覺不到政治局的存在”，許多重大問題都是戈氏個人決定。足見蘇共黨內民主早已被戈爾巴喬夫破壞殆盡。
這樣的黨不僅無法領導群眾前進，甚至連解決自身矛盾的能力也沒有了。正如瓦列利?博爾金在其回憶錄中講到蘇共中央全會的印象時所描述的：“在全會會議大廳中坐著的是過去偉大時代的一些影子，他們是否感到黨和國家的崩潰已近在眼前？我想，大多數人是感覺到了。但是，在現任總書記領導下，他們已無力改變任何東西了，很多人在等待他們時代的結束”。當時蘇共思想混亂、組織渙散、權力喪失、民眾唾棄，上下無可奈何地看著，直到戈爾巴喬夫下令解散蘇共中央委員會，宣布停止各級黨組織的活動。至此黨員和黨的各級組織仍毫無反應、已完全麻木癱瘓了。足見蘇共的危機已達到何等嚴重的地步！
總之，蘇共作為這個國家的執政黨，好比是人的大腦，對國家是非常重要的。既然它已自顧不暇完全癱瘓了，靠它支撐的這個國家也就可想而知了。果然，蘇共消亡沒過4個月，蘇聯克里姆林宮的紅旗就黯然落地了。至于戈爾巴喬夫本人，他在辭去蘇共“總書記”之后仍以“蘇聯總統”身份奔走呼號想挽救“聯盟”免于散伙，然而喪失“蘇共”作依托的“蘇聯總統”簡直分文不值，他被人騙得當猴耍，不僅一事無成，甚至被毫無尊嚴地掃地出門，落得個“孤家寡人”的下場。戈氏回憶錄寫到此情此景是很傷感的。
蘇共的蛻變是個長期而復雜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有論者說，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是“從赫魯曉夫集團到戈爾巴喬夫集團逐漸脫離、背離乃至最終背叛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所致”。這種籠統地將赫魯曉夫以后的幾任蘇共領導“一鍋煮”的簡單含糊的說法，至少有兩點值得商榷：一是蘇共的蛻變以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反斯大林為“界標”，似乎此前蘇共都是正確的、沒有蛻變的問題，而此后蘇共就突然蛻變了，這種說法是否合適？二是蘇共的問題是否僅僅只是“脫離、背離乃至最終背叛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即是“右”的問題，而根本就不存在思想僵化和“左”的教條主義問題？這兩方面的判斷都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也是不利于全面正確地從中汲取歷史教訓的。
應當說，蘇共的蛻變有個長期而復雜的過程。總體而言，蘇共是先“左”后右，是長期的“左”發展到后期的右，最終導致蘇共變質蘇聯解體。同時蘇共的蛻變也經歷了從量變到質變、從部分質變到整體質變的長期發展過程。這一過程不是從1956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反斯大林才開始的，從歷史根源上講，有些問題是不能不追溯到斯大林時期去的。
首先，蘇共黨內缺乏民主，盛行封建專制個人專斷，領袖權力至上，并長期實行領袖終身制，這一切的根子都在斯大林，是從他開始并遺留到蘇共壽終正寢為止。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斯大林通過黨內斗爭和“大清洗”，不僅確立和鞏固了自己在黨內的地位，而且在黨內形成了對他的個人迷信，并逐漸建立和形成了這一制度。據陳之驊、吳恩遠、馬龍閃主編的《蘇聯興亡史綱》的記載，在1937、1938年“大清洗”中，當時聯共（布）黨中央的 139名委員中，有89人被逮捕，爾后幾乎全部被槍決。在黨的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在“大清洗”期間消失。據蘇聯官方提供的數字，在“大清洗”高潮的1937—1938年，被逮捕的有314萬多人，按反革命等罪被判刑的共有134萬多人，其中被槍斃的68萬多人，其中屬于政治迫害的至少有250萬人。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鄧小平為什么在1980年強調要吸取蘇聯的歷史教訓，他說：“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情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因此強調“中國要進行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并說：“這個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按鄧小平的這一認識高度，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決不僅僅是馬克思主義者“犯錯誤”的問題，而是涉及“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的問題。應當說，與列寧時期不同，聯共（布）在斯大林時期性質實際已發生變化了。
其次，從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思想看，蘇共長期存在脫離實際超越發展階段的思想。斯大林 1936年宣布“建成了社會主義”，1939年提出向共產主義過渡。第二次世界大戰使這一過渡中斷，1952年又恢復了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口號。赫魯曉夫更在 1961年提出要在20年內超過美國，基本建成共產主義社會。勃列日涅夫修改了赫魯曉夫的估計，但仍認為已處于“發達社會主義”階段。此外，斯大林上世紀30年代創立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計劃經濟+無產階級專政”的模式，在歷史上發揮過重要的作用，但由于這一模式存在嚴重弊端，后來又扭曲僵化嚴重阻礙了社會主義的發展。赫魯曉夫及其以后的幾任蘇共領導雖然也進行了一些改革，但直到戈爾巴喬夫上臺，可以說斯大林留下來的這一體制基本上沒有觸動。
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臺“改革”，體制上思想僵化仍顯而易見。1986年蘇聯通過的《個體勞動法》，允許手工業、服務業從事個體經營，但仍強調“不許經商、雇工、搞非勞動收入”。甚至還規定農民在市場上販賣的農產品須持有集體農莊的生產證明，凡不是自己生產的即可被認為犯有“投機倒把”罪。直到1988年蘇聯理論界還認為“社會主義生產的基礎和實質并不是商品生產”，并批判“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提法是右的“資產階級理論”。蘇聯人民長期過緊日子的根本原因，與其說是蘇共“脫離、背離乃至最終背叛馬克思主義”，還不如說是教條主義太盛、思想太僵化、沒能與時俱進地發展馬克思主義。
總之，蘇共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的問題和教訓很多，但總體看主要問題還在總的指導思想上。這就是看近了共產主義，低估了資本主義，高估了社會主義，忽視了封建主義，從而扭曲和僵化了馬克思主義。這就是說，長期以來蘇共在國內建設上的主要問題，與其說主要是右的修正主義，不如說主要是思想僵化和“左”的教條主義；與其說蘇共是早就從整體上“蛻化變修”了，不如說直到戈爾巴喬夫上臺時還不能說從“整體上”完全變質了。
蘇共的“整體質變”發生在戈爾巴喬夫的后期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總體看在其開始的頭三年里，還沒有脫離“完善社會主義”的目標范圍。1986年2月他在蘇共二十七大的政治報告中仍指出，蘇共是政治先鋒隊，黨的各級委員會是“政治領導機關”，并明確提出“發展和鞏固社會主義、有計劃地和全面地完善社會主義，使蘇聯社會繼續向共產主義邁進，依然是黨的基本方針”。在談到同社會民主黨的關系時，戈仍堅持了共產黨的原則立場。他說：“共產黨人和社會民主黨的分歧是深刻的，經驗和成就也不相同，不可等而視之。但是，不帶偏見地彼此了解對方的立場和觀點……是有好處的”。
然而兩年之后，即1988年6月底蘇共召開了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之后，情況就發生變化了。這次會議決定將“改革的主陣地”從經濟領域轉向政治領域，特別是提出“一切權力歸蘇維埃”，要把“黨的機關和國家機關的職能嚴格分開”，從此，黨的地位開始迅速發生變化，即從過去的“以黨代政、黨包攬一切”這個極端，走到了“放棄黨對國家和社會領導”的另一個極端。特別是1990年2月蘇共中央全會，決定承認多黨制，并同意修改憲法第 6條有關蘇共領導地位的規定之后，蘇共喪失了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地位，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變成了一般群眾性組織，整個局勢就急轉直下了。
如果說1989年是“東歐年”，這一年11月柏林墻被推倒，標志著東歐社會主義政權紛紛崩潰，那么1990年是蘇聯改革加速“轉向”和蘇共加速“質變”的一年。1990年1月蘇共黨內開始出現有組織的反對派——“民主綱領派”，他們主張根本改變蘇共的性質。2月4日莫斯科發生20萬人大游行，要求將多黨制寫進憲法，取消憲法第 6條關于蘇共領導地位的規定。次日開始舉行的蘇共中央全會，在黨內黨外雙重壓力逼迫下，會議很快就全盤接受了民主派游行中所提出的各項政治要求。緊隨這次全會之后，3月召開的蘇聯第三次非常人代會，立即通過了取消蘇共領導地位的決議，從而把黨和國家分開，國家不再從屬于任何政黨，于是蘇共不再是國家事務的決策者和領導者了。
盡人皆知，蘇聯雖有15個加盟共和國，但俄羅斯是其主體。1990年6月，俄羅斯聯邦通過了“主權宣言”，同時俄羅斯共產黨也宣布成立，這實際上等于帶頭“獨立”出來，將“蘇共”和“蘇聯”架空了，蘇聯和蘇共的解體就只是時間問題了。同年7月，蘇共二十八大通過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綱領性聲明和新黨章；同時俄羅斯聯邦政府又提出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激進的“500天計劃”。于是，戈爾巴喬夫開始改革時所標榜的“完善社會主義”的改革目標就蕩然無存了。
1991年6月，葉利欽當選俄羅斯聯邦總統，加強了他與戈爾巴喬夫抗衡的地位，克里姆林宮出現了“兩個主人”。后來葉利欽進一步“向蘇共開刀”，于 7月簽署了國家機關“非黨化”命令。這意味著蘇共繼法律上喪失了對國家機關的“領導權”之后，又進一步喪失了在國家機關中的“活動權”。雖然蘇共中央政治局就此發表聲明表示“譴責”，但這是無濟于事的。
1991年8月19日，蘇共黨內試圖維護蘇聯聯盟體制、避免蘇聯解體的一批政治骨干發動了“8·19”事件。由副總統亞納耶夫為首的 8人組成了“緊急狀態委員會”，企圖取代戈爾巴喬夫使國家擺脫危機，但這一被稱之為“在懸崖邊上挽救蘇聯的最后嘗試”，只存在了 3天就失敗了。
“8·19”事件失敗后的一周之內，葉利欽宣布停止蘇共在俄羅斯聯邦的活動并沒收其財產歸國家所有。戈爾巴喬夫在8月24日宣布辭去蘇共總書記職務，并“建議蘇共中央自行解散”。25日蘇共中央書記處發表聲明，宣布“接受自動解散蘇共中央的決定”。27日蘇最高蘇維埃通過決議停止蘇共在全聯盟的活動。作為執政黨，成就和威信是要靠一天一天日積月累地建立起來的，但若要垮起來，一周甚至一天就夠了。快得很呀！教訓極其深刻。
“九評”也要接受實踐檢驗赫魯曉夫不同于戈爾巴喬夫
歷史研究，必須堅持將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與時俱進地站在時代高度去看待歷史事件和過去的結論。上世紀60年代的國際共運“大論戰”和我們黨發表的“九評”，盡管非常具有權威性，在歷史上影響很大，但是它畢竟已過去近半個世紀了，因此必須接受實踐的檢驗。當年的結論和看法是否站得住，一是要根據事實說話，二是要根據實踐檢驗的結果。我們決不能簡單地、不加分析地搬過來作為今天的“認識標準”。否則會顛倒黑白混淆是非。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以“回頭看”的方式對“大論戰”和“九評”進行了總結反思，提出了明確的新認識和基本看法。鄧小平認為，“大論戰”實際上包括了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一個是黨和國家關系上反對“老子黨”和“指揮棒”的問題，一個是意識形態上的爭論問題。在前一問題上，我們是“反對得對了的”；在后一問題上，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今后不能再搞了。這就是說，鄧小平只肯定了我們反對蘇共“老子黨”和“指揮棒”的正確性，而對意識形態爭論，其態度是基本否定的。
不僅如此，鄧小平還用“回頭看”的方式深刻地總結了我們黨參與“大論戰”的經驗教訓。他 1983年在會見澳共馬列領導人希爾時，曾深刻指出：“大論戰我們發表了九篇文章，這些工作我都參加了。從現在的觀點看，好多觀點是不對的。我們的錯誤不是在個別觀點，個別觀點上誰對誰錯很難講。應該說，我們的許多觀點現在看還是很正確的。我們的真正錯誤是我們根據中國自己的經驗和實踐來論斷和評價國際共運的是非，因此有些東西不符合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原則。”1989年5月鄧小平就中蘇兩黨關系正常化與戈爾巴喬夫舉行會談時，又明確表示：“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發生了什么變化，在變化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沒有搞清楚。”并且說，至于意識形態爭論的那些問題，“現在我們也不認為自己當時說的都是對的”。這就等于說，當年的意識形態斗爭，論性質并不是什么“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的問題。此外，胡耀邦（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早在1979年第五次駐外使節會議上就提出：“過去我們說蘇聯復辟了資本主義，社會制度變了，現在回過頭來看，可能我們那個時候研究得不成熟，提出的理由不充分。這個說法必須重新考慮。我們必須把蘇聯統治集團奉行的政策同它的社會制度區別開來。不然我們在外交政策方面和理論方面就站不住腳。”
后來，我們黨通過全面的總結反思，對“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對“一條線、一大片”的戰略都作出了重大調整。在黨際關系上，我們黨不再將許多共產黨視作“修正主義黨”，并與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實現了黨和國家關系的正常化，直至與蘇共也實現了關系正常化。這一切表明，我們黨從思想認識到政策實踐都已否定和糾正了“九評”那種“反修”的立場和觀點，與時俱進地站在新的時代高度來重新看待和對待過去的事情了。
然而在學術界和理論界，至今仍有論者實際上還是從“九評”的“反修”立場出發去思考和看待問題。1991年克里姆林宮紅旗落地后，國內就有人說這“被‘九評’言中了”。其實“九評”站在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立場上批判“修正主義”，對蘇聯和南斯拉夫當年為搞活經濟所采取的一些措施進行了全面的批判，甚至把企業要注重利潤，向國外學習管理經驗，向國外貸款和取得援助，經理“控制”企業，企業間可以競爭，允許私人工業、商業、服務業等存在，統統斥之為“復辟資本主義”，實際上是反對社會主義進行任何改革開放。照“九評”的路線和觀點去做，蘇聯解體的悲劇不僅不可能避免，而且還會否定我們黨新時期以來的改革開放的理論和實踐，從總體上是不能肯定“九評”的。因此應當說“蘇聯紅旗落地”是真，但說它是“被‘九評’言中了”則不實。
今天如何看待蘇共二十大和赫魯曉夫，不應以“九評”的立場和觀點為標準，而應以客觀事實為依據、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際情況很復雜，必須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總而言之，赫魯曉夫不同于戈爾巴喬夫完全拋棄馬克思主義的那種“極右”，繼續沿用“九評”的立場和觀點，將其視為“修正主義頭子”和蘇共“蛻化變質的源頭”，未必合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