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 間：2018年8月20日
地 點：北京泰康之家養老院
人 物：趙國珍
訪談人：向發全
照 像：陳建
文稿撰寫：向發全
文稿審核：姚明淑
看到學校發展我精神特別振奮
向：趙書記您好！今年是咱們學校建校60周年，我們專程來拜訪您，是想和您聊聊西南石油大學的歷史，讓年輕的朋友們了解學校的是怎么走過來的，了解前輩為學校做了哪些事，把學校的精神和文化傳承下去，把學校建設得更好。您一直非常關心學校的發展，我先問您個問題，您知道咱們學校入選國家“雙一流”建設高校了嗎？
趙：知道知道，早就知道了。我有了解學校的平臺，就是你們辦的微信。過去，是看學校的報紙，現在有了微信，就更方便了，微信內容非常豐富，有很多好消息，看到學校的發展，我精神特別振奮。聽說你們采訪了紹槐院長、家理院長，今天又到我這兒來，我太高興了。
參與創辦中國第一個石油學會和第一份石油刊物
向：學校發展好了，不能忘記你們。您離開學校以后招進來的老師、大學生都不了解您，所以今天采訪您很有意義。我有很多問題想問您，您1948年考上北洋大學，后來全國解放，在北洋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一些高校掀起了一股“石油熱”，為什么當時的青年學生熱衷于學石油？
趙：這個說來話就長了。我和我們這一代同齡人一樣，飽嘗了日本侵略者的欺凌，目睹了舊社會的陰暗和腐敗，希望國家好起來。我是1948年天津解放前夕考上北洋大學的，當時學校在地下黨領導下，進步力量很強，入學后參加了反遷校、反饑餓運動，經同學介紹參加了黨的外圍組織“民青”，就是民主青年聯合會。解放以后，參加了天津第一期黨訓班的學習，不斷提高覺悟和認識，心中逼著一股建設偉大祖國、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干勁和熱情。在這一時期，1950年，燃料工業部石油管理總局局長康世恩帶隊來到北洋大學，作了石油工業形勢和鼓勵同學們參加石油工業建設的報告，作完報告后，又請了一些玉門油礦的工程師給我們辦了幾次講座，全面介紹石油地質、鉆采和煉油知識，使我們了解到石油工業的重要性和發展石油工業的緊迫性，國家亟待培養石油工業專門人才。當時我們是機械系二年級學生，聽完康世恩的報告，全班40多人就有21人報名由普通機械轉入即將成立的石油機械專業，從此，我就把自己的命運與石油工業緊緊聯系到了一起。為學了好石油專業，宣傳石油工業，在學校指導下，我們學生會發起成立了石油學會，編印了會刊。當時我在學生會宣傳部工作，記得刊名叫《石油知識》，那時我們對石油了解不多，所以就翻印石油總局帶來的材料，把工程師講的課整理出來，又摘錄了一些文章，發表在刊物上。
1951年，我們學校選拔學生到蘇聯留學，蘇聯的石油教育搞得早。我本來也是推薦留蘇的，考試也通過了，并且已經確定要走的，但因我中學認識的一個同學后來去了臺灣，我就沒有走成。那時要徹底向黨交心，我把情況如實向黨組織作了匯報。上面說，既然如此，就暫時不去了，留在學校學石油。
學校要辦石油專業，一無專業教師，二無教學設備。怎么辦呢？就采取了從戰爭中學習戰爭的辦法，學校和石油總局把我們學石油的學生安排到玉門油礦現場，結合生產勞動進行專業學習。我們班21個學習石油機械的同學，11個分配到鉆井隊學習礦場機械，10個分配到煉油廠學習煉廠機械。
唐朝詩文王之渙的涼州詞寫到“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當時要去玉門交通很不方便，我們先坐火車到西安，再從西安坐長途汽車到玉門，路上走了一個星期。重慶大學石油機械專業實習團后來也到了玉門。從1951年到1952年脫胎換骨式的生產鍛煉，使我終生難忘。我們在現場和工人師傅一起上班，三班倒，同吃同住同勞動。師傅手把手地教，我們拼命干，那時真是意氣風發，有使不完的勁。有時太困了，就身披羊皮大衣倒在機聲隆隆的千馬力的柴油機旁邊睡覺，滿身是泥漿油污，感到無尚光榮。在一年的時間里，我們平井場，安井架，到鉆井，完井，這一系列實際操作使我們深深了解了石油勘探生產，了解了石油工人的可敬，真是終生受益。實習結束前，我們結合生產實踐認真總結工人師傅的經驗和實習體會，完成了一份實習報告，這就是我們的畢業論文，也是后來編寫石油礦場機械教材的主要參考資料。這份實習報告可能還收藏在中國石油大學的圖書館。
參與創辦第一所石油高校
向：您參加了中國第一所石油高校的創建工作，請介紹一下這方面的情況。
趙：1952年我們從玉門油礦回來的時候，北洋大學已經改成天津大學了，河北工學院也合并到了天津大學。一回來就畢業，石油總局派人來，說要在清華大學成立石油系，他指著我們三個說：“你們三個，一個到克拉瑪依，兩個到清華。”我們都不愿意去清華，都爭著去克拉瑪依，陳家巽同學說：“我不能當老師，我口吃。”我和方華燦說不出理由來，就決定讓我們去清華。
以我們這批人為基礎，成立了清華大學石油系。在清華大學，除了公共課、基礎課是他們原來的老師，專業課老師就是我們這些剛畢業的學生。那時沒有書啊，我們對實習報告進行整理，再看點別的材料，分出若干章節，連夜連晚刻寫鋼板、油印，第二天上課發給學生，學生拿到教材還油墨未干。學生知道是老師晚上熬夜趕出來的教材，所以學習很努力，師生感情特別深。
那時中央已經決定成立北京石油學院，成立清華大學石油系實際上是為成立北京石油學院做準備的。1952年清華大學石油系成立的時候，北京石油學院就在籌建了，1953年4月開始修房子，主要修了學生宿舍、教室和教師宿舍，有房子就可以辦學了。1953年10月1日，北京石油學院開學，我們從清華大學搬到北京石油學院。學校還是一片建筑工地，周圍還有農田，有些房子還沒有完工，沒有食堂，我們的宿舍是臨時趕工修起來的，剛完工就搬進去，房頂還滲水。石油機械系的專業教師有陳如恒、我、方華燦等。那時干勁大，我是北京市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1955年就破格提拔為講師。我在北京石油學院教了五年書，送走了一屆畢業生。
人生的最好時光留在了“西南”
向：您在北京石油學院干得挺好的，為什么愿意到四川來？
趙：1958年南充東觀發現石油，當時認為前景很好，康世恩講嘛，說我們在四川發現一個“金娃娃”，馬上要建四川石油學院。我一聽非常激動，主動要求到四川來。8月份妻子剛生了小孩，所以我一時還走不了，是10月份到的南充，妻子是11月去的，孩子就放在北京，交給丈母娘帶。
北京石油學院成立的時候，已經蓋了一些房子，有教室、寢室。可四川石油學院什么都沒有，我們招生時，高考錄取工作都快結束了，石油部馬上派人到四川，趕快選，選了600多學生。教師干部絕大部分來自北京石油學院、石油工業部等單位，記得第一批有馬載、劉全有、李直，17個人，我是第二批。學校除了學生、老師，沒寢室、沒教室、沒實驗室、沒操場，借用部隊營房辦學，道路不平，電燈不明。女教師還下廚房。
聽馬載說，省里主張我們在成都辦學，已經給我們留了地方。那時貫徹毛主席“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指示，所以石油部為貫徹毛主席的指示，主張建在油田，決定把學校放在南充，南充的意見是把學校建在醫專（后來叫川北醫學院）旁邊。馬載來校之前是石油部基建司司長，很內行，他說這里地勢低，嘉陵江發洪水容易被淹，要找最高的地方。他很有眼光，結果1981年嘉陵江發洪水，南充下半城都被淹了，川北醫學院淹得夠嗆。選校址的時候我去了，跑到燕兒窩那個地方，覺得這里地勢高，就決定建在這兒。
1960年搬到新校舍，那時已經建了地質樓、教工宿舍，學生宿舍還沒有修好，他們就住在地質樓，記得我還燒過磚，搬運建筑材料，機械系師生還搞了吊車、打夯機，提高了勞動效率。那時學院開會沒有地方，修禮堂很花錢，學校也沒錢，馬載說搞個露天會場，黨委會就討論了這件事，都覺得這主意挺好。就選了一個小山坡，動員全校師生平整地面，抬石頭，和水泥。修好后，學校的大型會議就在露天會場舉行，每次在那里開會，我都感覺到很自豪，因為這是我們自己修的，可以坐四五千人，好像那是1961年的事。到1986年我走的時候，學校都還沒有禮堂。露天會場用了幾十年，師生們對它有感情。
文化大革命快結束的時候，我下放到金工廠勞動，有一天，突然接到一個電話，說石油部要成立勘探開發研究院，然后我就被借調到部里了，在部里搞噴射鉆井，戶口也報了，房子也分了，準備把我調到北京。1977年恢復高考，1978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召開，中央提出要大力發展教育和科技事業。在這種形勢下，石油部決定大力發展石油高等教育，需要老師，而勘探開發研究院也需要人。我的去留問題，部黨組開會的時候還討論過，其他領導都同意我留在北京，只有副部長黃凱一個人不同意，說“不能宰母雞”，堅持要我回去，可勘探院不放，因為噴射鉆井試驗裝置剛搞起來。最后部里決定讓我回學校搞教學工作。
趙國珍（右）葛家理（左）在南充校區
向：您當黨委書記的時候，學校提出要“翻番升位”，這是什么意思？
趙：1980年3月回到學校以后，當了副院長，與黨委書記張九山搭班子，我分管教學與教師。1983年，張九山卸任后，我擔任黨委書記。“翻番升位”就是那時候提出來的，是五年奮斗目標，就是要在學生人數、教師人數、實驗設備等方面翻番，要在辦學層次、學科建設、科研成果方面上升一個檔次。為什么要提出這個目標呢？因為，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學校成立才8年，本來基礎就比較薄弱，規模很小，學生就2000來人，教師200多人，文革一來，教師受到打擊迫害，“讀書無用論”“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分子是臭老九”這些論調壓得老師抬不起頭來。“四人幫”被粉碎后，中央開始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落實知識分子政策，但在我們學校阻力很大，一部分人想不通，說文化大革命不能全盤否定，對落實知識分子政策不積極。黨委書記張九山頭腦很清醒，他辦事公正，工作踏實，堅持撥亂反正，在大會小會上宣傳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我也講，1982年我在教學經驗交流會上講話，表揚了一批老師。老師的積極性調動不起來，學校搞不好，所以我協助張九山積極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發展中青年教師入黨，選拔了一大批年富力強的中青年教師進入各級領導班子，為一大批專業技術人員確定和晉升了技術職稱，選送了一批教師出國進修和國內培訓，解決了教師的夫妻分居、子女就業和住房問題，同時為教師安裝液化氣，辦好教工食堂、子弟校、幼兒園。由于政治上關心、工作上支持、生活上照顧，知識分子心情舒暢，積極性被廣泛調動起來。為翻番升位奠定了思想基礎。沒有這些工作，就沒法翻番升位。1984年4月四川日報發表了消息，說西南石油學院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取得顯著成效，1984年5月石油部教育司主辦的《石油教育簡報》全文轉載了四川日報這則消息，后來我校被石油部評為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先進單位。
1982年9月召開的黨的十二大確立了經濟發展目標，但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是人才缺乏，迫切要求教育先行，在這種形勢下，我國高等教育進入了一個加速發展時期。我們黨委反復討論，怎么落實黨的決定，怎么加快學校發展，就想提幾句口號出來，讓大家記得住，便于統一思想認識。那時四川省的經濟在全國排名是倒數第幾位，四川人口和日本差不多，面積和日本差不多，經濟卻遠遠落后于日本，也落后于很多省份，所以四川省提出了“富民升位”的口號。我們學校的境況和四川差不多，雖然經過努力有了一定的發展，但距離先進高校還有較大差距，學校規模小，教學水平還不高。當時部里要求石油教育要大發展，我們要不甘于落后，黨委班子反復研究，大家一起開動腦筋，最后想出了四句話，就是“全院一心、立志改革、確保翻番、力爭升位”，同時提出了“兩個中心，一個為主”，大力加強教師隊伍建設，大力提高教學質量，大力推動科學研究。“翻番升位”原來是5年計劃，結果3年完成，遠遠超過我們的預期目標。1985年，石油部召開首屆科研與研究生工作會議，這個會是在咱們學校召開的，這說明我們的努力在石油部產生了影響。
人總是要有目標的，沒有目標不行。如果說我在學校做出了點成績的話，是遇到了兩個好的班子，一個是張九山當書記時，我與他搭班子；二個是我當書記時的班子，院長張永一、副院長張紹槐、葛家理都是出色的校領導，張紹槐、葛家理都是學術帶頭人，一個搞鉆井，一個搞開發，都是實干家，工作很有激情。
在我離開“西南”以后，學校黨委又提出“全院一心、銳意改革、發揮優勢、力爭一流”的口號，這個提得好，西南石油學院真正的大發展是在我走了以后，我只是打了一點基礎，張永一、張紹槐、葛家理發揮了突出作用。
從30歲到58歲，這是我人生最好的時光，可以說，我們把人生最好的時光留在了“西南”。
（左起）張紹槐、趙國珍、葛家理2008年在成都校區
我一直牽掛著“西南”
向：您是怎么離開西南石油學院的？
趙：1986年4月，我到成都出差，去向省里匯報工作，住在四川石油管理局招待所，管理局的干部突然來個電話，說石油部要求你馬上到北京，我說我還要回南充帶點換洗衣服，他說石油部說了，不要回南充，衣服還有其他要用的東西到北京再買。去了后我才知道，石油部馬上要召開教育工作會議，有些會議文件特別是主報告還沒有弄好。第二天，我就參加了會議主報告的起草。當時是副部長趙宗鼐分管教育，大會主報告是由他作的。打那時起我就離開學校了，在石油部當了一年多的教育局代司長兼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學院院長。1988年，中央決定撤銷石油工業部，成立了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原石油部機構也作了很大調整，撤銷了教育司，成立了教育指導委員會，由老部長黃凱擔任主任，我擔任副主任。
在“西南”的日子雖然艱苦，但形成了艱苦奮斗的好傳統，咱們學校的畢業生，能吃苦、踏實肯干，是石油戰線公認的，這與我們的校風是分不開的。
從1958年到1986年，我在“西南”工作了28年，這個學校是我親自參與建起來的，我對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感情。我去了北京以后，要求宣傳部把校報寄給我，平時主要通過校報了解學校。現在我有一個平板電腦，里面裝了西南石油大學的微信，這是我了解學校的最好方式，基本上每天都看。30多年來，我一直牽掛著“西南”，看到學校發展這么快，變化這么大，我感覺過去的努力，過去吃的苦，都是值得的。
知足長樂
向：咱們“西南”有您的很多老同事，他們很關心您現在的情況，請給我們介紹一下吧。
趙：我非常感謝大家的關心。我體質一直不太好，又走了一條“雙肩挑”的道路，我在部里工作時，還帶“西南”的研究生，為什么能活到90歲，我覺得就是“知足常樂”。讓我知足的有三個方面，一個是參加了第一個石油礦場機械專業的建設和北京石油學院、西南石油學兩個學院的建設，培養了一批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學生，我們把人生最好的時光交給了“西南”。另外一個比較滿足的地方，是臨近離休時（我是70歲退休的），正趕上從1995年到2013年中國石油裝備大發展的時期。應邀主持和參與多種新型鉆采裝備包括我國第一臺頂驅（頂部驅動鉆井裝置TDS——編者注）、第一臺交流變頻鉆機、第一個連續管鉆機、第一臺淺海海洋鉆井平臺等等的設計方案研討、技術審查、產品鑒定、評獎等工作，去年在北京參加了最后一次產品鑒定會，為石油裝備的發展充分發揮了余熱。第三個讓我滿足的是趕上了咱們國家由大變強的好時代，過上了滿意的養老生活。2015年，我得了一個毛病，不能參加方案研討了，因為我參加了方案研討，晚上就睡不著覺了。其實我用不著準備，但開會得發言，發了言晚上就睡不著了。你們來采訪我，今天晚上就睡不好。2016年以后，就再也沒有離開過北京了，我有自知之明，因為去了以后會給人家添麻煩。現在的身體狀況可以用三個“基本”來概括：基本上看得見、基本上聽得見、基本上走得動，每天能走2000步。
60周年校慶是學校的大事，向全校的老師和同學表示祝賀，并借此向老同志們問好，祝西南石油大學早日實現“雙一流”建設目標。
人物簡介
趙國珍，生于1928年，中共黨員，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政府特殊津貼專家，中石油有突出貢獻專家。1952年畢業于天津大學石油機械專業分配到清華大學石油系任教，1953年調入北京石油學院，1955年破格提拔為講師，1958年10月調入西南石油學院。1980年至1983年任西南石油學院副院長，1983年至1986年任西南石油學院黨委書記。1986年后，任石油工業部教育局代司長兼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學院院長、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教育指導委員會副主任等職。長期從事石油鉆采裝備工作理論與設計計算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是我國石油礦場機械學科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先后主持和完成多項國家和省部級科研項目，主要包括新型地震鉆機研制、高壓噴射鉆井機理研究、高壓泵閥箱自增強技術開發、油田套管損傷機理和防治技術研究、長輸管道可靠性分析、鉆井液固相控制設備工作理論與測試技術研究等，獲國家和省部級科技進步獎6項、發明獎1項，省級優秀教學獎1項。發表論文40余篇，公開出版的主要著作有《鉆井力學基礎》、《鉆井振動篩的工作理論與測試技術》等。隨著近年來我國石油裝備的迅速發展，應邀主持了多項新型鉆采設備的方案研討、技術評審和產品鑒定工作，為發展我國石油裝備做出了新貢獻。
本文已經趙國珍教授親自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