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香港爆發“占中”以來，國內外圍繞“占中”爆發的原因、“占中”活動的性質和實質等問題出現激烈爭論。

一些人將“占中”說成是反抗“專政”、爭取“民主”的“公民抗命”運動。有人把“占中”的責任推到所謂中央政府這兩年“收緊”對意識形態的管理上，說香港的不穩主要來自內地的施政，“內地言路越是緊縮，管控越是嚴厲，港人的擔憂就越是強烈”。有人聲稱“英國的殖民統治給香港帶來了法治，但是內地的法治在倒退，這讓珍惜法治環境的香港人對自己的未來捏一把汗，因此他們爭取的是法治”。鳳凰衛視某主持人說，“既然一個不接受‘西方歪路’的中央政府不容香港民主，那就是干脆把‘支聯會’多年來‘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化作行動，真正干起支援內地民運的革命大業”。他把“占中”視為公民抗命、一次不計成效的道德運動，慶幸于“占中”“也為港府和北京帶來了日后許多年都不可能徹底解決的危機”。有人說，大陸提出的普選方案就是“大陸實行了數十年的‘民主集中制’，香港人連夜上街‘抗命’抗的就是這個‘民主集中制’”。有人還對“愛國愛港”的要求嗤之以鼻，說“人大提出此要求合否基本法，要存疑。愛國愛港標準何在，誰界定?大難!”

實際上，少數人不顧多數港人的反對，迫不及待地推動“占中”的重要原因，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這個決定給西方多年扶持的反對派勢力代言人成功上位奪取最高香港治權設置了難以逾越的門檻。因此，港內外一些勢力妄圖“綁架”大多數港人，采取“占中”這種極端對抗的方式，不惜破壞香港的經濟穩定和社會秩序，欲使中央政府屈服，實現其把香港變成某種獨立的政治實體的真實目的。

可見，打著“民主”“自由”旗號的香港“占中”運動，其本質是西方在中國發動的一場“顏色革命”，它具備了“顏色革命”的一切要素，如敵對勢力精心組織策劃、所設議題和口號蠱惑性強、西方勢力提供資金支持和骨干培訓、媒體煽風點火聒噪等。難怪自香港“占中”爆發以來，西方不少媒體就將其稱作“顏色革命”的香港版，并用“雨傘革命”來命名。比如，美國《時代》周刊亞洲版封面就有“雨傘革命”的標題，英國《金融時報》以“雨傘革命讓人質疑一國兩制”進行報道，《華爾街日報》以“香港民主覺醒”為題進行報道，等等。

然而，國內一些人絕口不提“占中”策劃者、組織者以“爭取真普選”為借口，實要奪取香港治權、建立親西方香港政權的目的，也無視西方敵對勢力妄圖以香港為基地預演“顏色革命”，再通過共振效果將“顏色革命”推向大陸的野心，卻公然為“顏色革命”正名，為“占中”背書。國內一位很有名氣的教授說，把“占中”說成是“顏色革命”是沒有根據的，因為“顏色革命有合理性，不然為什么中國政府會承認那些政權變更的國家?”“有壓迫就有反抗，革命是有合理性的，不能說那個東西全部都是外國勢力搞的，不能簡單地妖魔化顏色革命。”他斷言：“中國不存在顏色革命問題，腐敗才是問題，‘帶槍的腐敗’最嚇人。”他還說，如果有“顏色革命”的話，那就是共產黨內部腐敗造成紅黨變成黑黨的“黑色革命”。

顯然，這樣的觀點和言論是極端錯誤的。我們所說的“顏色革命”，指的是西方一些國家在目標國以所謂“和平和非暴力”的“街頭政治”方式進行的政權變更運動。具體到社會主義國家，“顏色革命”就是要顛覆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而上述為“顏色革命”正名的觀點，卻混淆概念，掩蓋“顏色革命”的實質，具有極大的欺騙性。正如有人分析的那樣，它錯在“把中國奉行不干涉別國內政原則與‘顏色革命’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混為一談，把西方顛覆別國政權與中國革命混為一談，把反腐敗與反對‘顏色革命’對立起來”。這里，最大的危險是國內一些人對西方敵對勢力西化、分化中國的戰略圖謀認識不清、喪失警惕，否認中國存在“顏色革命”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