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普遍關注的重大課題。隨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下設的獨立的二級學科，關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呈現出加速增長的態勢，在許多層面都取得了重要進展[1]。我以為，在目前的研究基礎上，新時期深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一項重要任務是拓寬研究視野，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中形成“中國向度”和“世界向度”緊密結合的學術視野。我所說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中國向度”，是指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用以指導中國的實踐，并獲得理論上的創新成果。這實際上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含義，其基本特征是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或“普遍真理”(主要是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寧的思想)當作給定的前提，著眼于中國發展問題的解決和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形態的表述；因此，它主要表現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由外向內”的單向輸入的向度。而我所說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世界向度”，是指要在全球化語境和世界視野中審視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的結合問題，并強調中國經驗的開放價值和中國形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世界馬克思主義研究中的話語權；因此，它呈現為中國問題與全球問題、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和世界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雙向互動”的向度[2]。
實際上，“中國向度”和“世界向度”應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不可分割、相互交織、相互支撐的兩個組成部分。但是，在現實的研究中，我們還是可以在相當程度上發現存在著這兩個向度的分離；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目前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主要偏重于“中國向度”。因此，如何加強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世界向度”，就應當是我們在新時期要重點思考的問題。
一、單純“中國向度”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局限性
目前查閱到的近10年關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1000多篇學術論文，大多數集中于這樣一些問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和規定性，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追溯，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創新理論成果，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代表人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特點、經驗、規律、方法和路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化背景、文化根源和文化視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理論歷程和思想脈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未來走向和致思方向，等等。這些研究成果無疑包括了很豐富的思想，然而，從總體上看，雖然一些研究者也提及要在全球化背景中開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但實際上，除了極少數論文外(參見何萍；孟慶剛；趙劍英)，絕大多數論文屬于“中國向度”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我們常常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看作一個單純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輸入過程，僅僅在中國系統中考察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而不能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置于世界范圍內，在一個無限開放的系統中揭示其發展的規律性。”(何萍，第14頁)
造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普遍集中于“中國向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這一向度的研究本身并沒有任何問題，它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是這一研究的基礎和核心，因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宗旨就在于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具體地指導中國的實踐。其次，雖然人們反復強調馬克思主義是一個不斷創新的開放體系，雖然人們也大多熟知恩格斯關于“我們的理論是發展著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并機械地加以重復的教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681頁)這一極其重要的思想，但實際上，人們還是習慣于把馬克思主義的一些理論和結論當作不變的、給定的前提，更多考慮的是現成理論的應用。再次，人們在強調堅持理論研究的正確方向時有時會走入誤區，自覺不自覺地把我們自己的理解和理論當作當今世界唯一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而對馬克思恩格斯身后一百多年的世界馬克思主義研究中的各種理論常常視而不見或持某種排斥的態度。因此，在我們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中缺少自覺的比較和對話的維度，結果把“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馬克思主義在一定意義上變成了只具有“中國特色”的“自說自話”的體系，從而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帶有了一定程度的自我封閉、單向度的特征。
基于這種分析，新時期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應當關注研究視野的問題。我們在充分肯定“中國向度”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所取得的成績，以及它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中不可替代的基礎與核心地位的同時，應當努力使我們的研究視野更加開放；特別要認識到，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全球化程度的加深，缺乏自覺的“世界向度”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會越來越顯現出自身的局限性。
其一，封閉地研究中國問題容易使馬克思主義的“中國經驗”僅具有有限的中國價值和中國意義。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曾指出，資本主義工業化運動結束了各個孤立的、彼此分離的民族歷史，開辟了“世界歷史進程”。工業化與現代性的不斷擴展，信息化和全球化進程的強有力推進，使世界任何地方的本土問題總是在不同程度上同全球問題和世界問題緊密交織在一起。因此，全球化背景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雖然必須把“中國問題”作為落腳點和聚焦點，但是，它決不能孤立地就中國問題而研究中國問題，而是必須學會從中國的視野去透視世界問題，進而從世界的眼光和全球化的視角來審視中國問題。現實的情況則并非如此：盡管很多人也在努力把中國問題和世界問題統一起來看，但是，我們更多看到的情形是，兩批不同的理論研究者在各自相對獨立地、分別地討論中國問題和世界問題，例如，封閉地探討中國問題、孤立地描述世界問題、絕對地用世界問題來剪裁中國問題、絕對地強調中國問題的獨特性等片面現象，在我們的研究中都不少見。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我們如何強調馬克思主義的“中國經驗”的價值和意義，還是讓人感覺這些只是中國自己的事情。
其二，孤立地強調中國文化的獨特價值容易使弘揚傳統文化成為“孤芳自賞”，并且存在著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化價值闡釋走入誤區的可能性。眾所周知，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
中談到“世界歷史進程”時已經預見到文化的全球化趨勢，他們明確指出，“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6頁)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里所說的“文學”的德文形式是Literatur，其含義不是狹義上的文學作品，而是泛指科學、藝術、哲學、政治等方面的文獻，實際上是指我們所說的文化。因此，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化內涵必然涉及到民族文化和本土文化的交互作用問題。但是，從目前的有關成果來看，人們談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化視域時，更多考慮的是使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社會文化觀念相結合，即把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與民族的文化特質、思維模式、價值取向、行為方式結合起來，使之民族化。具體說來，人們比較多地關注馬克思主義如何吸收中國文化的成分而民族化和本土化，但是往往忽略了馬克思主義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狹隘民族性的揚棄，忽略了使民族文化通過積極地與世界各種文化對話、交流和碰撞，來推動自身的創造性轉化和豐富世界文化的內涵。由于缺少這一“世界向度”，脫離世界化而孤立地強調民族化和本土化，因此容易降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化價值，甚至在邏輯上有可能不知不覺地導向海外一些學者所說的問題，即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文化上歸結為儒家化甚至封建化。
其三，缺乏世界范圍內的學術交流、思想碰撞和理論對話，容易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價值限定在地方知識的層面上，無法闡發其世界意義。在目前的理論研究中，常常見到關于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社會科學、文化成果等提法，這涉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目的是什么的問題。我以為，強調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絕不是要求這一理論只是成為與中國的實踐有關的地方知識；我們衡量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馬克思主義的標準不僅應當著眼于對中國實踐的理論指導意義，而且應當著眼于在世界馬克思主義研究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這樣，我們就不僅應當關注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寧的思想所表述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在中國實踐中的應用，還要積極關注過去一百多年世界各國有影響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成果，開展積極的思想碰撞、學術交流和理論對話，從而彰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在世界馬克思主義研究中的價值和地位。但是，目前我國的學術研究的基本格局是：西方哲學研究和中國哲學研究之間很少對話和溝通；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和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彼此脫節，往往分別由兩批不同的理論工作者在彼此獨立地進行闡發。雖然世界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形成的各種有影響的流派的觀點在當今的中國學術界并不陌生，但是迄今為止，尚未形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和世界馬克思主義研究之間的自覺和普遍的對話和交流機制。這種情形在全球化背景下會越來越制約我們的理論創新。
二、“世界向度”和“中國向度”互補的研究格局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在探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未來走向或思考深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途徑時，關鍵的是要自覺形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開放視野，在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著力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世界向度”和國際視野，從而形成這一研究中“世界向度”和“中國向度”互補的格局。應當說，積極開辟這種“世界向度”和國際視野，在今天既具有必要性也具有可能性。
首先，全球化進程越來越要求馬克思主義具有廣闊的世界眼光。全球化已經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信息化的飛速發展又為全球化進程提供了強大的助推器。在這種歷史背景下，馬克思主義(也包括其他有生命力的理論)在任何國度的發展和創新都既要關注本土問題和民族問題，又要同時關注世界問題和全球問題，特別要在相互關聯的視野中關注本土問題和世界問題；都既要積極吸納民族文化的優秀成分，同時又要積極在文化交流和對話中增加活力。也就是說，不可能有徹底脫離世界化的完全民族化的馬克思主義。列寧在差不多一百年前就斷言：“馬克思主義同‘宗派主義’毫無相似之處，它絕不是離開世界文明發展大道而產生的一種故步自封、僵化不變的學說。恰恰相反，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類先進思想已經提出的種種問題。”(《列寧選集》第2卷，第309頁)
其次，世界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形成的各種理論資源和實踐經驗，使馬克思主義研究在國際范圍內開展廣泛的對話和交流成為可能。過去一百多年，人類社會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浩劫，經歷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跌宕起伏的發展歷程，經歷了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進步。無論世界經歷了怎樣的變化，馬克思主義始終是世界思想界難以回避的強大“磁場”。過去一個世紀，世界馬克思主義研究在多維度上展開，例如，在列寧身后既形成了蘇聯的馬克思主義，也產生了以盧卡奇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二次世界大戰后，法蘭克福學派、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等西方馬克思主義流派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同時，南斯拉夫實踐派、布達佩斯學派等東歐新馬克思主義也在國際學術領域占有一席之地；20世紀70年代以來，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的馬克思主義、文化的馬克思主義、后馬克思主義、解放神學的馬克思主義等又形成了新的“馬克思熱”。此外，過去一個多世紀在世界各大洲的許多國度中先后出現了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模式。毫無疑問，我們要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對各種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流派進行分析和批判，但是，許多馬克思主義流派對發達資本主義的多視角的批判，以及對人類問題和人類困境的各種解答，的確為我們多視角思考當代人類問題和人類文化提供了豐富的對話和交流的理論資源。
再次，改革開放30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巨大成就極大地提高了中國社會在當今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所承擔的國際責任，增強了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在世界馬克思主義研究中的發言權和說服力。30年的改革與發展，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卓有成效地解決著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生存、發展和繁榮問題，并且提出了改革開放、開拓創新、科學發展、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等一系列創新思想，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些成就和成果，為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世界向度”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因此，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不僅要強調這些發展成就和成果中的中國特色和中國元素，更要通過將其進一步升華，以及在國際視野中的開放式的對話和交流，凸顯這些成就和成果對于解決人類社會面臨的普遍問題所具有的理論創新價值。只有在這種開放的視野中，蘊含著優秀歷史傳統的民族精神才能真正同吸納了世界先進文化成果的時代精神融為一體，從而對中國文化的發展和世界文化的發展做出雙重貢獻。
基于這種分析，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世界向度”和國際視野，形成“世界向度”和“中國向度”互補的研究格局，應當成為當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自覺追求和重大課題。總體上說，我們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以此為出發點和基點來建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世界向度”。特別要把握兩個方面的基本原則：一方面，要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以人為本的價值理念，無論是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指導中國的實踐，還是用中國的經驗豐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都要堅持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都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從世界的實際出發，從中國的實際和世界的實際的相互關聯的實際出發，防止從現成的理論教條出發；另一方面，要堅持開放的視野和對話的精神，以包容的姿態和從容的理論自信心同世界范圍內各種有影響的馬克思主義流派和非馬克思主義流派，以及各種文化精神開展對話、碰撞、交流，增強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國際影響力和理論說服力。具體說來，則要從不同層面開展細致的研究，這樣才能真正確立起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中“世界向度”和“中國向度”互補的格局。在這里，可以提及幾個主要之點。
其一，在實踐理性層面上，應當確立起全球化語境和國際視野中的中國問題視域，從而賦予中國經驗以更加豐富的理論意義。在全球化的背景中，正如“蝴蝶效應”所形象地揭示的那樣，不同地域的各種問題之間的復雜聯系越來越緊密，任何本土問題都同時也是世界問題，任何世界問題都同時也是本土問題。就中國的情形來說，我們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微觀如糧食問題、人口問題、石油問題、期貨問題、股市問題、環境問題等，宏觀如價值問題、倫理問題、制度問題、體制問題等，都同時是世界問題和全球問題。另外，由于中國經歷著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信息化相互交織的社會轉型，因此，西方發達社會所經歷過的和正在經歷的現代的和后現代的問題，例如，技術異化問題、全球風險問題、現代性危機問題、消費社會問題、大眾文化問題等等，也是我們在不同程度上已經體驗到或面臨的問題。可見，我們在發展中所解決的任何重要的實踐問題和理論問題都不是孤立的中國問題，而是國際視野中的中國問題，是與全球問題相互交織的中國問題。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始終擔負著中國責任和國際責任這雙重責任，我們在發展中的貢獻既是對中國社會的貢獻也是對國際社會的貢獻；同樣，我們的成功經驗既是中國社會的財富，也是國際社會特別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財富。
我們應當從這樣的高度和視野來審視我們的中國問題，來設計中國的社會發展，并善于對這些超越中國本土意義的中國經驗進行總結和升華。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那樣，“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必須充分研究中國道路中積累的‘中國經驗’，提煉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思想和命題。”(趙劍英，第7頁)這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之“世界向度”的一個重要維度。
其二，在文化精神層面，應當通過主動的和開放的文化交流、碰撞和交融，用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水乳交融形成的新文化精神來豐富當代馬克思主義的文化規定性。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種文化，無論如何強勢，都不可能獨霸文化世界；同時，任何一種文化，都既有自身的優勢，又不可避免地具有自身的弱點。例如，西方理性文化精神的優點是強調人對自然的科學認識和技術把握，突出個體的價值和人的文化創造性，這推動了西方現代工業文明的飛速發展；而其弱點在于忽略了對人和自然和諧關系的強調和對群體價值的弘揚。同西方文化相比，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在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優點，并由此形成了中國文化的優秀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凝聚力。但是，中國傳統文化更多地強調經驗，而不是理性；更注重群體的利益，而不是個體的價值，這往往容易導致用群體價值來壓抑個性，抑制創新的傾向。可以斷言，文化的全球化不會是“西方”文化霸權的一統天下，也不可能是所有民族文化的趨同化，而會是一種跨文化對話和交流的機制，是各種文化通過平等交流而共同維護關系到人類社會的共同利益的一些基本文化價值。因此，全球化時代的文化創新邏輯不在于孤立地強調某一種文化的優越性，更不在于憑借各種力量用某一種文化“征服”或取代其他文化，而在于在不同的文化的對話和碰撞中形成一種文化的包容力和創造力。因此，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化訴求不應停留于強調和陶醉于自身傳統文化的優越性，而應當勇敢地使中國文化“走出去”，積極地和開放地同世界上的各種文化精神交流與對話，在這種開放的過程中，勇敢地揚棄自身的局限性，揭示其他文化的片面性，在創造性再生中獲得包含著中國文化價值和力量的新的全球化的文化精神。這才是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馬克思主義所應具有的文化底蘊。否則的話，只具有中國元素而沒有世界文化參與和交融的民族文化，其力量是十分有限的；同理，只具有中國元素而不包含馬克思恩格斯身后一個多世紀世界上各種有影響的文化精神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其文化內涵和理論視野也必然是片面的。
其三，在理論理性層面，不僅要堅持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同中國實際的對話，而且必須建立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同時代世界上各種有影響的馬克思主義的和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歷史理論的直接的和積極的對話，這樣才能確保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寬廣的理論視野和現時代的理論價值。無論我們是在實踐理性層面強調用中國視野去透視世界問題，進而從世界的眼光和全球化的視角來審視中國問題，還是在文化精神層面強調民族文化同世界各種文化積極的和開放的交流與碰撞，對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新而言，都要升華到理論理性的層面，豐富創造性的·13·馬克思主義的內涵。在全球化背景下，正如問題意識的視域交融和文化精神的交流包容一樣，理論的創造力也越來越依賴于不同理論理解和理論形態的對話與交流。在當今世界，馬克思主義的真正生命力和創造力不會體現在中國的或其他某一種關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理解成為最全面的和“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而是越來越體現在各種各樣無疑是片面的甚至是帶有失誤的民族化和本土化的馬克思主義以及有獨特見解的其他社會歷史理論之間圍繞著人類共同關心的生存與發展問題而展開的積極的對話、交鋒、審視和批判之中，體現在這種開放的理論批判精神和理論視野所帶來的創新和推動力之上。因此，不僅在實踐理性層面，而且在理論理性層面展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同世界馬克思主義研究以及當代其他社會歷史理論之間的自覺的和開放的對話，打開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世界向度”，就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不可或缺的視野。就當代的緊迫性來說，最重要的是應當開展同西方馬克思主義流派以及當代眾多的新馬克思主義流派的積極對話，因為在這種對話中，我們不僅可以把中國經驗的哲學升華，即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問題意識和文化價值帶入世界的理論交流和對話中，而且能夠為自己提供關于發達工業社會許多重大問題的各種理解視角。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各個流派，無論其存在多少差異和沖突，存在多少缺陷和錯誤，他們的主要批判對象都是發達工業社會的發展狀況和所面臨的問題或危機。正如有的學者斷言的那樣，“西方馬克思主義一些理論家承繼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創始人的批判精神；他們密切關注時代的變化，密切關注人類的境遇和命運，創造了多種哲學概念、社會分析工具和方法，然后用這些‘批判的武器’，對現代社會、當代社會的本質、結構、特征及人的生存境遇進行了深刻的揭示。”(趙劍英、張一兵主編，第2頁)安德魯·芬伯格在《可選擇的現代性》中談到中國的發展問題時強調：“西方對技術和社會的反思也許能夠為中國提供一種更有選擇性和批判性的觀念。如果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政治精英們不僅考慮西方政府和公司的官方宣傳，而且還考慮將對西方未來的形成作出貢獻的各種批判的聲音，那將肯定是有益的。”(芬伯格，中文版序言第5-6頁)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理論是各種這類批判聲音中的最強音。因此，可以肯定，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關于大眾文化、技術理性、意識形態、物化和異化、國家和領導權、性格結構、消費社會、文化邏輯、交往機制、生活世界、現代性和后現代性、信息化、全球化等問題的批判理解，會為我們建構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提供豐富的可資借鑒的理論資源。
綜上，我認為，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馬克思主義絕不是只考慮中國問題的馬克思主義；正如缺少中國經驗和中國文化經驗的馬克思主義必定是殘缺不全的，回避馬克思恩格斯身后一個多世紀的西方問題、西方文化發展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資源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也必定是有局限性的。
參考文獻：
芬伯格，2003年：《可選擇的現代性》，陸俊、嚴耕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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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選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孟慶剛，2006年：《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視域》，載《北方論叢》第1期。
趙劍英，2005年：《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內涵》，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第5期。
趙劍英、張一兵主編，2006年：《國外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注釋：
[1]據對于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的檢索，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標題的論文的數量分別為：2000年24篇，2001年80篇，2002年109篇，2003年138篇，2004年160篇，2005年161篇，2006年282篇，2007年575篇。
[2]或許“中國向度”和“世界向度”的術語并不十分嚴格，還需要繼續推敲；但是，我試圖用這兩個術語所表述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中的視野開放問題，則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
本文原載《哲學研究》2008年第12期
